谈谈社会学的“中国化”

一九七九年社会学在我国恢复后，学者们一直在为社会学的中国本土化而进行不懈地探索。

目前，中外学者研究的主题大致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新兴的市场制度、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局部”改革、市场转型对社会分层秩序的影响、市场转型之前景等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是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进行交流的主要领域。此外，“世界村”的形成，使全球的社会学家开始研究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例如全球化及世界体系，高科技发展的社会后果，跨国公司，国际移民，因特网和环境问题等等。这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外学者的学习与交流。

然而，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模式，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学者在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也渐渐开始了反思和自省，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再次被推到了前台。

一些社会学者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曲折发展为脉络，系统研究了中国社会学发生、发展、中断、恢复的过程，从社会学史的角度介绍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他们还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学的中国化问题，认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丰富社会学内涵是中国社会学内在的思想渊源，中国的社会学者应将这些社会思想认真挖掘、整理出来，予以科学解释。此种建议在操作上具有较大难度，究竟如何实现将中国文化中的社会思想、社会哲学转换为社会学的理论，大批学者仍在为此而继续努力。几年前，国内曾有过题为“社会科学规范化与本土化”的讨论。有的学者主张“先规范化，再本土化”，有的认为“规范化不易，本土化更难”，有的则提出在二者之间要保持适度的“张力”和“平衡”，以兼得鱼和熊掌。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学者大多都具有西方教育的背景，或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过系统的研究，他们自觉对“本土化”问题进行讨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在学习中的“反思性”。然而认识到本土化之重要性与如何实现本土化，毕竟还不是一回事。

半个多世纪前，吴文藻先生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就指出：“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言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揉和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先生是从理论创新与人才培养两方面来谈社会学中国化问题的。对于他在理论方面的中国化思路，我认为，其核心是以建立关于中国社会的“中距理论”（middlerangetheory）来实现社会学的中国化。